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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谈:大型建筑设计机构女建筑师的实践与反思 李亦农 赵颖 姚红梅 张音玄 许瑾 王飞 文小琴 何小欣 时代2025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6-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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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师一直被视为一个偏男性化的职业,因为需要足够的自信、理性,领导力、判断力和执行力。尽管全球建筑学院中女性比例已逐渐过半,且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女建筑师活跃于各类设计机构中,建筑行业仍由男性主导。大多女性在创作与管理中处于基层或技术中层,能够进入高位的凤毛麟角。同时,许多女性职业者不愿太过强调自身性别身份,以免削弱其专业形象。相关的女性建筑师组织的成立,在自我肯定的同时,也矛盾性地凸显了现实中存在的权力不对等。近年来,女性主义议题在西方与中国不断被讨论,但女性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建筑实践领域的有效性仍有待探讨。

  本期主题试图聚焦于中国集体化设计实践领域中的广大女性建筑师,围绕行业生态展开调研与思考。“隐匿的半边天”这一主题,旨在揭示大量女性建筑师被动或主动“不被看到”与“不愿发声”的现状及其成因,同时强调女性建筑师在设计实践中承担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无论是作为项目主导还是技术支撑,她们都具有撑起“半边天”的潜力与贡献。

  主题文章中,希尔德·海嫩等探讨了叙述女性建筑师历史时所面临的史学困境与挑战,聚焦于作者身份与如何理解建筑内涵这两大核心问题。潘天等从“浪潮”的框架出发,梳理了西方女性主义建筑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及其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去政治化危机。汪晓茜等系统梳理了中国早期女建筑师的群体特征、职业贡献及其在近现代建筑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华霞虹详细阐述了吴庐生作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的生平、建筑理念及其在高校设计院背景下的创新与实践。第五篇主题文章通过两位杰出女建筑师(唐玉恩、刘恩芳)对谈的形式,探讨了大型设计院中女建筑师的成长经历、与机构的互动关系及其在时代背景下的职业发展。第六篇文章汇集了当代八位女建筑师的实践反思,探讨了在中国大型设计机构中女建筑师的职业状态、挑战与身份议题。李武英基于调研与案例,分析了女建筑师在职场中的现状、挑战与价值。

  八位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地多家大型建筑设计机构,已从业多年且承担要职的女建筑师,受邀根据个人经历和单位状况,说明在中国大型建筑设计机构中,女建筑师的职业状态和专业贡献,并就女建筑师的实践领域、职业位置和设计特色,其职业成就与个人机遇、选择和设计院集体化组织模式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的主动或被动转向幕后的现象,以及如何应对身份困境和职业挑战等议题进行反思。

  引文格式:李亦农,赵颖,姚红梅,等.八人谈:大型建筑设计机构女建筑师的实践与反思[J]. 时代建筑,2025(5):46-51.

  建筑师观察生活、提炼要素并将之转化为空间逻辑的能力,不因性别而存在差别。在实践领域的选择与专长,本质上是兴趣、机会与经验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职业位置的差异,则是能力与选择的动态平衡。不过,女性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性别特质,使其在特定领域具有天然敏锐度。传统社会中,女性承担的家庭角色,经过数千年的基因沉淀与社会强化,让她们对“人的需求”感知更细腻,这种生活经验会转化为设计优势和风格倾向。

  女建筑师的工作方法与成就,受国有大院组织形式影响,更关乎自身机遇和个人选择。

  国有大院传统垂直层级体系保障了大型项目的高效推进,同时为个人提供体系化培养,促成其稳定有序的成长。而依托国有大院的工作室为从业者提供了更广阔的专业能力发挥空间。我的职业生涯适逢行业快速发展,机构改革动态调整,北京建院推行工作室制。在那个不缺项目、鼓励创新的时代,工作室扁平化的管理让有冲劲、有想法的人可以直接对接资源、主导创作,接触更多商业项目。这种机遇对男女都是平等的,但彼时主动创办工作室的女建筑师相对较少,这与工作室运作需要全时全情投入密切相关,涉及个人发展方向的选择与时间精力的分配。

  工作室模式带来了项目内部及公司内部一定的扁平化管理。以我创办独立工作室十四五年的经历来看,这种以主持建筑师为核心的小型团队,因管理扁平而效率颇高。在这种工作模式下,成员承担主责的机会显著增多,人与人之间充分磨合、建立认可,每个人的优缺点和发展方向清晰显现,有更多个人发挥空间。同时,随着建筑行业项目的减量并趋于稳定,个人工作室更能应对市场变化。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设计机构趋向小型化、灵活化,女性的优势反而更易凸显。女性对“搭建”和“经营”的敏感,使其在组建团队、平衡需求时更具协调力。管理一个小团队就像打理一个家庭:既要有长远的储备(比如技术积累、人才培养),也要有温情的联结(比如团队凝聚力),更要让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展所长。

  在建筑行业,女建筑师的实际贡献与公开发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等。2020年我接任北京市女建筑师协会会长时,便很快察觉到了这一问题。在大环境下,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都高度重视男女平等与平权。但也存在这样的客观行业现实:许多项目中女性参与度很高,但项目负责人或代表团队发声的往往以男性为主。

  结合自身经历,我发现这与女性成长过程中的自我价值认知及生活角色变化密切相关。建筑行业高学历入职的特点,使得女性在35~50岁时的“专业思维成熟期”与“子女成长关键期”高度重叠,面临时间与精力的分配困境。面对多元选择,一部分女性放弃了参与公开活动、行业发声的机会。这一现象是多重因素长期交织的结果,它既是历史惯性与社会期待下的被动呈现,也是个人的自我选择,需要个体的主动觉醒与环境中机制的搭建实现破局。

  推动女建筑师主动发声,需要个体意识的觉醒——提高对职业的自我价值认知,增强职业成就感;更需要机制性的“机会供给”——通过行业组织搭建专属平台。我首先从自身做起,努力拓展自己,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社会活动并主动发声。同时,接任北京市女建筑师协会会长后,我带领协会也为更多女建筑师创造发声机会与平台,举办学术交流活动、组织企业走访。即便一开始是被动参与,她们也必须站出来。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骨干女建筑师认真准备,内容丰富,其中更不乏高水平的表现。相对年轻的建筑师虽然交流经验较少,对外发声时难掩紧张,但是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女建筑师的主动发声,能够显著提升其职业获得感与成就感。当更多的女建筑师在各类平台上清晰表达自己的设计理念、分享实践经验、展现专业能力时,不仅是对自我职业价值的再次确认,更能在与同行的碰撞、与社会的互动中,感受到自身工作的意义与分量。这种积极反馈,会进一步激发女建筑师对职业的热爱与投入,促使她们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建筑创作与行业发展中。而随着她们在行业内的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力量,其在行业中的贡献也将被更广泛地看见和认可,这种认可又会反向强化她们的的良性循环,最终推动整个行业更加重视并充分发挥女建筑师的独特价值。

  我曾与一位西班牙资深女建筑师交流,她的经历让我深有感触。年轻时,她在养育四个孩子的忙碌中暂时搁置了职业,待孩子长大成人后,便重新投身建筑项目,如今的她既快乐又充实。这让我体会到,当一个人对自我价值与热爱的事业有清晰认知时,便不易陷入迷茫。

  中国女建筑师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或许部分源于行业积习。建筑行业曾因工作艰苦,出于对女性的“爱护与保障”,而将女性挡在部分领域之外;如今,建筑早已从单纯的工程领域转向兼具创意、艺术与公共责任感的复合职业。在我看来,突破这些困境的关键,除了社会进步的推动,更在于女性的“自我认知觉醒”。当我们清晰把握自身在职业中的独特价值——不是“女性建筑师”,而是“作为建筑师的女性”所拥有的多元视角与专业能力;当我们主动规划职业路径,在不同人生阶段找到与自身状态适配的节奏,外界的偏见与行业结构的惯性便会逐渐松动。

  这种觉醒不是对抗,而是以专业实力重新定义行业价值标准:当越来越多女性用作品证明“细腻与坚韧”“协作与决断”可以并存,当“女性的专业贡献”被视作行业生态的自然组成,所谓的“性别失衡”终将回归应有的平衡——这不是刻意追求的“平等”,而是职业本质与个体价值共振后的自然结果。

  建筑设计作为一个职业来看,本身没有明显的性别之分,在校学习建筑设计的女生比例已经超过半数,但是作为行业话题,性别议题近年来则经常在各种场合谈起。在中国的大型建筑设计机构中,从业的女性建筑师在专业贡献度方面是毋庸置疑的。以我所在的设计集团为例,建筑师中女性占比超过40%,注册建筑师中女性比例也超过了40%,设计院优秀设计作品的诞生凝聚了大量女建筑师的创造和付出。

  尽管女性建筑师在建筑设计的不同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面临着行业结构、社会认知和个人选择的多重挑战。当下的职业生态环境导致女性建筑师群体在实际贡献与行业声量之间常有失衡现象。

  以我自己的工作经历来说,从学校毕业进入设计院工作时,设计院还是一个百余人的小型设计研究机构,在市场化没有风起云涌的年代,建筑项目的委托和设计是相对纯粹的技术和创作的过程,女性建筑师的比例远远少于当下,但是对于建筑师的性别之分反而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特定讨论,也没有专门定义建筑师性别与擅长的建筑类型差异。我记得当时总建筑师吴庐生大师就是所有建筑师学习的榜样,而不是特定指向其女性的身份,类似情况在行业其他设计院也同样。

  在慢慢向大型设计机构发展的道路上,市场的拓展和获取,以及项目设计工作更倾向于团队合作以及资源的调动整合,优秀的女性建筑师常作为技术负责人或专业协调人,负责项目落地深化,而非项目主导者。这个现象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首先女性细致严谨的工作风格以及共情、耐久、专注的特质在项目落地实施阶段更受认可;其次部分女性出于个人原因,主动选择从事幕后技术工作;另外社交渠道利用局限性也导致女性对于行业项目重要决策的影响力有限。

  建筑设计过程本质是一个甲乙双方供求关系对接和匹配的过程,相比广泛受众的内容创作者,任何建筑设计作品的实施落地,除了乙方本身的专业能力以外,唯一的建设方(甲方)的支持与机会显得更加可贵。建筑师从掌控设计到掌控项目,一定会经历创作、技术、经营这三者的平衡过程。出于自身的认知和普遍的社会定义,在进入职场十年左右,成为一名相对成熟的建筑师之后,性别带来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开始显现,女性建筑师往往会选择相对确定的工作,比如落地项目的深化设计、创意完成后的技术路线比较、多专业的协调沟通等。这些工作成果会帮助建筑师成为技术负责人,但是较难成为团队的领导和新兴领域的开拓者,这样的成长路径也会间接导致女性建筑师的话语权处于相对弱势。所以,尽管女性在技术岗位表现优异,但晋升至总建筑师、院长等高层管理职位的比例仍是偏低的。

  面对这样的现状,把一般意义上的性别平等转化为我们行业中更具普遍意义的实际机会平等,保护和激励女性在职业上的突破和创新,需要女性建筑师群体主动把握机会,寻求突破路径。

  我从一名建筑师、所长到担任集团的下属设计院建筑副院长,除了带领团队完成项目的创作与实施以外,也分管部门项目策划与运营。从中我深切感受到,要成就一个好的作品,好的设计只是基础,而一个项目从前期摸索、与业主深入沟通了解需求,到方案研究、最终获得设计权,是一个漫长而不确定的过程,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其间自己也获得了成长。在担任集团的建筑专业总师后,面对科研转化和新业务需要,结合行业变化和技术发展,近年又成立了小型的研究型设计部门,和团队一起在绿色建筑设计、数字化转型和城市更新与适老化设计研究等领域开展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尝试。传统的行业改变可能难以马上实现,但是面对新机遇勇于尝试,发挥技术特长,从“适应规则”到“重新定义规则”,可以帮助女性打开职业空间。

  此外,行业联盟的支持以及当下传统行业结构的变革,也蕴含着突破的可能。各地女设计师群体的联盟组织大力帮助女性个人能力的提升,比如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女企业家联盟推动上海市设计行业优秀女企业家、女设计师的推举,扩大行业影响力;新兴领域,如双碳目标下的建筑更新、全龄友好与社区构建等更强调人性化和情绪价值创造的方向,为女性提供新赛道,数字化工具也帮助女性更易参与复杂项目;行业评价体系革新让建筑的社会价值获得与地标建筑同等的认可。当更多女性建筑师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国建筑界的多样性一定能真正实现。

  女建筑师在设计方面的工作领域与男建筑师并无明显的不同,不存在由于性别原因导致的特殊的实践领域。我认为,是个体机遇与市场趋势决定了实践领域的方向,但由于多数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可能会在住宅、医疗、涉及老年及儿童使用的建筑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生活体验会让女建筑师在细节设计方面更为擅长。就我本人的从业经历看,刚工作时正值房地产的起步发展期,所以我的实践一半以上是居住建筑设计;后来在医疗建筑兴起时又转型从事医疗建筑的设计研究;由于我所在的单位是高校设计院,所以文教建筑一直贯穿职业生涯;还有就是技术难度较高的大型公建综合体。除此以外,我还尝试过很多其他的建筑类型,比如工业厂房、体育、观演、文保等等,甚至还有监狱建筑。我为我的团队制定了“少专多能、顺应市场”的发展策略,根据自身优势和兴趣擅长,最终将“少专”聚焦到了医疗与文教建筑的实践领域,这些都是根据个体机遇与市场趋势决定的。

  从统计数据看,女建筑师的专业贡献和职业位置的确处于弱势地位,比如目前我院建筑师女性占比40%左右,一级注册建筑师女性占比38%左右。院正副总建筑师中女性占比25%左右,中层管理正职女性占比15%左右,总院级管理层女性占比为零。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一级注册建筑师”是通过自身努力可以达到的,男女比例基本持平;正副总建筑师和管理层是需要晋升渠道的,女性明显处于弱势,且越高级职位的女性占比越低。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不是女建筑师不够努力,而是付出与得到不够匹配?

  我认为造成这个结果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不容回避的客观原因,女性承担着孕育后代的责任,存在至少半年的职业断档期,加上孕期和哺乳期,对职业发展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二胎开放后这个影响还要加倍。其次是几千年传统意识形态遗留下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导向,让女性除了工作以外更多地承担了养育后代、操持家务、照顾家庭的责任,这无疑会占用女性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减少对工作的投入时间。再有就是退休时间的不同,使女性比男性少5年的工作时间,这也是越高级的职位女性占比越低的原因之一,当男性与女性同时达到可以晋升的能力和水平时,女性可能会因为临近退休年龄而失去晋升机会。男性与女性开始工作年龄基本是一样的,但女性比男性的退休年龄早5年,平均寿命却比男性多5年,这本身就限制了女性的职业发展。

  综上所述,职场公平对于中国的女建筑师乃至所有职业女性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女性如果想要在职场上取得与男性一样的成就,必须付出比男性更多的艰辛与努力。

  我2003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院工作。巧合的是,当年“部院”(中国院前身)从我校招收的五名建筑师均为女性,且至今仍在原设计院任职。这或许能折射出一种现象:选择大型设计院的女建筑师似乎更倾向长期主义。一方面,中国院这样的顶级平台本身具有吸引力,能提供实现有分量建筑作品的机会;另一方面,国企大型设计院环境相对友好稳定,内部有多样的施展空间,即便调整发展方向,在管理、经营、科研、媒体等领域,她们都能表现出色。

  单就建筑设计实践而言,女建筑师并无明显类型偏好,也不存在无法胜任的领域或类型。当然,中国院在遗产保护、适老化设计等特色领域,领军人物均为杰出的女性,但普遍现象是,担任“一把手”和设计总负责人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女建筑师更多是担任副职或技术负责人的角色,她们往往更为缜密细致,且倾向合作,能在复杂庞大的团队协作中融入自身智慧,而非单纯强调个体锋芒,她们以超强的责任心、执行力和创造性,为项目注入坚韧细腻的特质。她们擅长以女性特有的沟通模式促进团队协作,是设计院技术传承与质量控制的枢纽和核心力量。

  如果说实际贡献与公开发声存在不对等,我认为主要并非性别所致,而更多源于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尽管性别差异是塑造这一权力结构的要素之一。即便男女在业务能力上无异,但生育带来的职业中断、家庭责任与工作冲突、退休年龄差异等,都客观使女性在机会获取上处于劣势。“平衡工作与家庭”是普遍困境,这一点上,女建筑师与其他技术性职业女性并无不同。

  “甘居幕后”是个人特质、家庭角色、社会结构与行业生态多因一果的混合状态。她们深刻理解并认同技术负责人在团队中的核心价值,乐于在此岗位上实现自我,成就感源于项目的完美落地、团队间的顺畅协作和用户的高度评价,而非单纯个人声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建筑行业的贡献评价体系本身亦需反思(此议题超越性别范畴)。女建筑师也需更自信地表达观点,在项目总结和宣传中清晰“认领”自己的贡献,让付出被看见。

  基于个人体察,女性建筑师的困境更多来自行业特性与自身定位,而非抽象的女性主义议题。性别的不平等虽难快速改变,但渐进式变革正在发生。建筑学女生数量已显著超过男生,且女性更倾向长期坚守,可预见女性建筑师绝对数量将赶上并超过男性,更多优秀且具领导力的女建筑师将脱颖而出,设计院亦乐见并支持这一趋势。制度层面,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对育儿假、退休年限等差异化政策的优化,让女性获得平等的机会,或将选择权真正交到她们自己手中。

  我就职于大型国企设计院,从总体上看,全院男女职工比例差不多6:4,女建筑师、工程师切切实实顶起了半边天。

  在院工作将近30年,直接的感受是性别和专业工作领域没有特别的对应关系。女建筑师的身影活跃在各个设计板块,从商业、文化、酒店,到超高层、TOD、地下空间、总控等。从各个设计阶段看,无论概念设计、方案还是深化设计、施工配合,女建筑师都会深度参与。当今社会,在建筑设计领域,女建筑师有充分参与竞争的权利和机会。同时,女性特有的细腻和韧性,更加有助于工作的开展。我所在的设计公司,大型、超大型公建一直是主营业务领域。建筑师所承担的工作,除了创作、技术,还需要面对大量复杂的协调工作。主持项目的建筑师,需要面对业主、主体设计各专业、室内、景观、幕墙等各种专项设计顾问。对于超大型复杂公共建筑,每一步所作出的判断,都需要基于深厚、广泛的专业知识与项目经验,以及对于各个专业、顾问的换位思考,建筑师和业主角度的价值判断。女建筑师以女性的细腻敏锐,面对时常如同乱麻的错综问题,往往能更加迅速找到突破口,以刚柔相济的作风,把控项目的节奏。在我们公司,很多超大型项目的设计总负责人、项目经理都由女建筑师担纲。

  然而,从职业位置角度分析,中层以上行政岗位、院级总师,男性还是占据了优势。以院副总建筑师岗位为例,女性占比约为23%。职业女性在平衡家庭和事业方面,确实面临比男性更大的挑战。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碰到不少具有优秀专业能力的女建筑师,在成家生育后,为了家庭和下一代,转变职业目标,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家庭。有一些甚至会选择gap一段时间,暂停职业发展一两年。如果将职业发展比作赛跑,女性显然会因此稍为落后。虽然在职业选择方面,社会给予了女性平等的机会,但事实上,在家庭方面,女性不可避免地会付出更多。这种前提下,社会服务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进一步释放女性的压力,让她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职业发展。

  在哈工大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展厅里,展示着许多获奖项目。有趣的是,女性建筑师在这些项目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她们是方案主创,是总负责人,是技术总工程师。在这个钢筋混凝土构筑的世界里,我很庆幸从未感受过性别带来的局限,相反,在这里,每一张图纸都在诉说着一个事实:建筑创作是超越性别的艺术。

  人们常认为男性建筑师更擅长理性的逻辑分析,而女性建筑师更具感性直觉,事实上,优秀的建筑创作从来都是逻辑与灵感的交响曲,建筑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超越了二元对立。当女性建筑师用严谨的结构实现流动的空间形态,当男性同事将情感记忆转化为空间序列,我们看到的不是性别差异,而是建筑思维无限的可能性。

  人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决定了对世界的认知能力,而创造力取决于一个人看待问题、理解问题的基本方式,以及如何跳出固有思维去开拓性地解决问题。当我们不再强调“男性思维”或“女性特质”,而是以最严谨的构造实现最诗意的空间,我们的作品将“既有宏大的视野,又有关怀的温度”。此时,我们看到的不是性别特质,而是建筑本应具备的完整维度。

  我总认为,人的潜力是无穷的,不要止步于现状,要去开拓,去创造。新时代的女性建筑师们正在用她们所接受的新教育去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正在用行业语言解构性别叙事。正如最优秀的结构往往隐藏在最美的形态之下,真正的创作才华从不会被性别标签所局限。

  很多人会问我,女性建筑师是否处于劣势。在我看来,这个行业中女性和男性没有什么不同,为了得到最想要的东西,一些放弃和牺牲是值得的。

  建筑行业的繁忙有目共睹,女性建筑师无法像其他母亲那样事无巨细地照料孩子的生活起居,这也是我面对的超乎一切建筑问题的难解之题。当我无法平衡时,我试着跳出问题本身来解决问题。我们学习某个专业的目的,不仅是获取一项工作技能,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我们收获了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当我不再纠结于孩子吃穿住行的细节,而是把育儿看作一场充满创意的空间实验,我想,我为他铺就的道路正在延伸向更远的未来。

  作为建筑师母亲,我希望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无限可能,周末用积木搭建想象中的城市,公园散步时讨论地形的竖向设计,这些看似随意的亲子互动,就像在设计中要平衡功能与美学,在生活中我也找到了独特的节奏。我想给予孩子更珍贵的礼物——一种理解世界的独特视角,一种创造美好的能力。母亲与建筑师的身份从来不是对立,而是相互滋养。

  让空间承载真实的人性,让创作超越所有边界。正如最伟大的建筑从拒绝被定义开始,真正的平等,始于我们亲手拆除自己心中的隔墙。希望我们在多重身份间浇筑出承载无限可能的桥梁——这既是当代女性建筑师的突围之路,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维度。

  在同济设计院这类大型设计机构中,建筑师的职业发展通常可分为三个技术方向:方案创作与投标等前期工作、施工图设计与技术深化等后期工作,以及设计项目管理。在实际项目中,建筑师常因项目规模或类型需要,同时承担其中两项或全部职责。我们部门共有建筑师122人,男女比例持平,但长期专注于投标和方案创作方向的女建筑师比例却明显偏低——尽管在校期间,女生在专业设计课程中的表现往往与男生相当甚至更为出色。

  究其原因,除了专业能力因素外,投标和方案创作的一线工作往往需要投入大量不确定的时间和精力,并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许多富有创作才华的女建筑师在工作3~5年后,由于工作压力、家庭期望、育儿责任等多重因素,相较于男性同行,更倾向于选择压力相对较小的其他工作方向。这种职业转型虽属个人选择,却也反映出行业生态中的一些深层问题。

  其实相对于男性,女性建筑师拥有独特的职业视角,这种性别差异若能善加利用,往往能开辟出别具一格的发展路径。相较于男性同行,她们擅长从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更能敏锐洞察业主需求背后的深层逻辑,这种共情能力能有效推动设计方案的确认及落地实施。在跨专业协作中,女性展现出的包容特质使其更易建立建设性对话,这种柔性协调能力恰恰是复杂项目中不可或缺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细腻审美和严谨态度,使她们在空间细节把控和作品完成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也是当下中国建筑设计更迫切需要的专业品质。我个人也是比较擅长在项目中标后,面对业主的各种苛刻要求,妥协的同时暗中坚持自己的某些设计意图,最终更好地实现设计的总体创意构思。

  现实中,女性建筑师在职业发展中较多止步于技术中层,鲜少能够进入核心决策层。这是她们甘居幕后吗?显然不是,这折射出中国女性建筑师面临的系统性困境。究其原因,除了前文所述的个人精力分配问题外,更深层的是体制内行业资源分配的性别壁垒。建筑行业本质上仍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封闭系统,从项目获取渠道来看,很多项目并非通过公开竞赛获得,在这个业主、合作方的主要决策者也以男性为主的构成体系中,男性建筑师天然拥有更多话语权和资源获取优势。

  这种隐形的性别歧视在日常工作中也有一定的表现。我曾亲身经历:当由两位女性建筑师进行方案汇报时,会遭到明确的话语质疑或怀有疑虑的目光,以至于后来重要汇报时不得不特意带上男同事以增加“可信度”。同样的条件下,男性建筑师却不会因性别因素受到任何质疑。相比之下,在已经达成相互信任的后期设计和技术沟通环节,这种轻视则几乎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女性由此更难获得关键项目机会,从而缺乏标志性作品,以至更难建立行业影响力,也更难进入领导层。当然从自身来看也存在一种情况,选择设计院体制并能长期在此体制中生存的女性,与体制外同样层级的女建筑师相比,更少显露锋芒,不断培养甚至强化自己对于体制内外固有状态的适应。本来并不迫切需要发声的个体,会更倾向于退居幕后。于是相较于体制外的女建筑师,大院中的女建筑师个体表达的意愿会明显削弱。

  要打破这一困局,需要行业生态的整体变革:一方面需要更公平的项目获取机制,另一方面需要提升全行业甚至全社会对女性群体专业能力的认知。只有当社会真正摒弃“建筑是男性领域”的刻板印象,女性建筑师才能获得与其才华相匹配的发展平台。这不仅关乎性别平等,更是建筑行业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毕竟,包容的环境才能孕育更具人文关怀的建筑作品。而对于个体,女建筑师也应更勇敢地跻身前台,在不同设计阶段面对不同场合,利用不同层级的媒体平台,更直白、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设计意图。

  女性建筑师的职业发展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博士毕业后,我留在高校设计院工作,经历了从方案设计到项目总负责人的职业成长历程。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便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初次与甲方见面时,对方常常会下意识地先和团队里的男同事握手。这种无意识的社交细节,尽管也有社交礼仪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作为配合角色的定位,同时也折射出女性建筑师在职业道路上所面临的挑战。她们的成就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才华与努力,更深受行业特有的组织形式、社会的认知和给予的机会,以及个人关键选择的深刻影响。这几重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女性建筑师的现实职业发展图景——她们往往需要付出比男性同行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同等的认可。

  在包括设计行业在内的众多以男性为主体的工作体系中,“酒桌交际”和“拍肩膀友谊”等工作模式无形中构建了一套男性更易适应的评价体系。各种建筑的奖获得者男女比例悬殊,并非因为女性设计师的能力不足,而是行业默认的“成功路径”更符合男性的职业习惯——不规律加班、频繁出差、高强度应酬,这些要求与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家庭角色期待存在冲突。男性建筑师若因工作牺牲家庭时间,往往被视为“挑起家庭重担”,而女性若同样投入事业,则可能被质疑“不顾家”。这种双重标准,使得许多女性在职业上升期被迫做出妥协,甚至放弃对事业的全情投入。

  以上也并非唯一解释,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行业对“建筑师形象”的固有认知。长期以来,“决策力”“魄力”等特质被认为是团队负责人的重要特征,而男性也被默认在这方面更占优势。尽管也有极具天赋的扎哈、妹岛,以及众多本土女性建筑师通过实践,证明女性建筑师不仅能胜任各种类型的项目,更能以独特视角重塑建筑语言,但纵观各地大型公共项目,其项目负责人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建筑师,这意味着可能还有一大批同样富有天赋的女性建筑师,由于行业的偏见无法获得更多的展示机会,而最终无缘主持大型公共项目。然而实际上,在设计方面,女性对空间感知、材料质感、色彩搭配、人性化处理等细节的敏感度尤为突出,女性建筑师在设计中可以发挥的类型非常多,空间非常大。另一方面,建筑行业需要高度的协作,而女性恰恰在团队协作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女性更擅长协调多方利益,减少专业合作过程中的摩擦。在与业主沟通时,女性建筑师的同理心也使她们更擅长捕捉用户需求,而有效的沟通更利于项目的顺利推进。

  面对职业生涯的骨感现实,女性建筑师更要积极地使之变得丰满。我们在持续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应该主动拥抱新技术工具,积极发声,勇于站到台前,在新兴设计领域展现价值。站在更为宏观的视角,AI时代的来临伴随全球经济环境的深度调整,建筑行业亟需积极变革。打破传统性别框架偏见,建立更包容的协作机制,将技术能力和创新思维作为行业评价的核心标准,是推动行业进步的关键。当建筑评价体系真正聚焦于设计本质而非性别标签,行业才能释放出新的创造力潜能。